导航资讯

主页 > 活动动态 >

活动动态

那起“事变”何以让中国人如此锥心泣血

发布时间: 2021-11-24 点击数: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近代史大幕拉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国耻不断,但没有哪一个,像“九一八”这般,更让中国人锥心泣血……

  “不抵抗”——86年过去了,这三个字,仍然是中国人心头一根无法拔除的刺,仍然是史书中一页洇满了屈辱的纸。

  在86年前的那个晚上,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中国士兵,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军营的床上,就在不远处,但他们就那么躺着,任由日军士兵冲进来,用刺刀一个个捅死他们……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哪是为国牺牲?他们用毫无价值、充满耻辱的死亡,在中外战争史上堆砌成了一个罕见的“弱”字。

  这个“弱”,不仅仅是当时相比日本而言,中国综合国力上的弱,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孱弱,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空前的精神孱弱,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这一个晚上,以及接下来的日子,沉沦到了历史最低谷。

  谁都无法否认:当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并非不能一战,如果奋起反抗,历史走向,完全不同。当时中国在东北地区有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共20多万人。另外,在平津地区还有东北军11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调用。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驻扎在北大营的独立第7旅,是东北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当时日军有多少?在东北,日本人只有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大约一万人左右。即便算上在东北的日本警察、和驻扎在朝鲜的两个日本师团,也不过两万余人,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武器装备,中国军人也绝对不差,当时东北军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不战而溃后,日军仅在沈阳的兵工厂和军火仓库中,就缴获了东北军飞机262架,大炮250门,炮弹10万发,迫击炮600门,迫击炮弹40万发,步枪15万枝,子弹300万发……

  就是因为“不抵抗”,北大营逾万人的精锐部队,居然被500多人的日军击溃。到了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主力撤向锦州。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除个别怒而反抗外,仍然“不抵抗”,还有的变节投敌。旋即,锦州沦陷,哈尔滨沦陷……日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接着,东北军又丢了热河,这也是一场屈辱到让人不堪回首的失败:听说日军进攻,防守热河的汤玉麟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结果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东北军毫无斗志,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又在做什么?愤怒,却畏敌如虎,只能寄希望于国际仲裁。蒋介石在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中,有一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90次的速记记录,时为1931年9月23日上午8时,大员济济一堂,讨论如何应对,吵吵闹闹,哀叹不能跟日军打,但不打,又不甘心,只能寄希望于国际调解。“欣赏”一下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妙语:“(对国际联盟)要声明我们并未抵抗,我们是讲道义的。否则我们决不缴械的。”“日本这次袭击沈阳,是和强盗一样的,在黑夜里杀了起来。普通欧洲人决斗,也要有一定的秩序,不要说是两国相争,要宣而后战。日本军队已不是这样,自然是不可以理喻的。”

  “九一八”损失到底有多大?“民政机关损失3685万大洋,军政机关损失4.69亿大洋,官办铁路损失6.374亿大洋,官办银行损失5.889亿元,东三省唯一金库的官银号被日军用载重车搬运一空,此外,帅府多年积蓄的古玩、珠宝、玉石不翼而飞……公私方面的损失合计至少200亿大洋。”这些数据,出自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时出版的杂志《国闻周报》中一篇题为《“九·一八”给我们的损失》的文章。这还仅仅是沈阳一地。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落入敌手后,迅速成为敌人进攻的武器。1931年10月,江桥抗战爆发,日军开上战场的法国雷诺坦克,就是从沈阳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日军除了自己使用外,更多用来装备汉奸部队,收买土匪与军阀。最令人痛心的,还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之失陷,东三省兵工厂实力较雄厚,一些产品令其他军火企业望尘莫及,比如它是当时国内唯一生产过加农炮的工厂,榴弹炮也实现了量产。落入敌手后,东三省兵工厂改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为侵华日军源源不断生产武器,史载:99式77步骑枪,月产量最高达6000枝。96式77轻机枪,月产量最高达80挺。92式77重机枪,月产量最高达50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抗战名曲《松花江上》的一段,但实际上,东北又哪里只有森林煤炭与大豆高粱?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东北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最发达、工业最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建立起了发达的铁路网,现代的通讯和邮政系统,有数座国际化很高的城市,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比如,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开始试制汽车,1931年试制成功载重1.5吨的“民生牌”卡车,并打算批量生产。但是,“九一八”来了。

  今天回望历史,又怎么不会悲愤莫名?“九一八”,不仅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来就步履蹒跚的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更让本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坚实后盾与澎湃动力的东北地区,沦为日寇侵略和榨取全中国的前站,成了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武库、粮仓和钱袋子。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但谁都知道,他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满洲国实行经济统制,凭借满铁、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等托拉斯集团,掌控了伪满洲国的各行各业——从银行、采矿到纺织业、制糖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重工业、军需工业和基础工业。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在东北,从全面的殖民掠夺转变为一切服从战争需要,在东北重点发展直接的军火工业和军需工业必需的燃料、钢铁、铝等生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军需基地。那些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将士,陷入何等的悲剧——倾泻在他们头上的炮火,竟然产自他们日思夜想的家乡……

  最悲惨的还是挣扎呻吟于日寇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1935年7月,东北流亡作家萧军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问世,详细描写了日军侵占东北后,中国老百姓的悲惨与他们风起云涌的反抗,其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应该打仗的王八们跑了。遭殃的是谁呢?除开我们老百姓还有谁呢?”

  中国人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同时规定中国农民的余粮一律上缴,称为“出荷”。东北老百姓,只能吃橡子面、玉米面和谷糠的混合物。除粮食外,棉花、棉布、棉织品也都属于统制品,实行“配给”。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棉花棉布被征作军用,老百姓穿什么?“更生布”。所谓“更生布”,是用破棉絮、废旧棉花、破衣服等破烂纤维,经过水洗,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有的还是用植物秸秆的纤维织成的。这玩意儿当然不能久穿,不能淋水,也不能洗,被称为“坑人布”。小说《林海雪原》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至于穿的,更加凄惨呐,伪满配给的更生布做的衣服,早已穿得稀烂,像是雨涮过的窗户纸。有的人身上穿着一个牛皮纸的洋灰袋子,有的穿着破麻袋片,补了又补。”

  整整14年,东北,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只能穿着更生布,吃着橡子面,那是何等悲惨的岁月?当年有句民谣:“日本鬼子是恶狼,抓劳工要出荷粮,老百姓遭了殃,穿的是更生布,吃的是糟糠,好像没爹娘。”

  今天反思“九一八”事件时中国精神孱弱之背后,能够看到很多沉痛的教训,比如国民心中国家意识的淡漠,比如中央政府权威的匮乏,比如军阀拥兵自重的痼疾,比如那时国家的决策层缺乏战略思维,整个国家,也缺乏应对突变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在东北的日军早已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中日官方、民间冲突不断,连普通百姓,都知道有大事发生。但是,“九一八”当夜,东北的军政大员基本不在岗位上,甚至不在沈阳,一个个处于悠闲的休假状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当夜在北平请朋友们看戏,梅兰芳的《宇宙锋》,他长期驻留北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东北军辅帅张作相,因为久病的老父亲去世,正在锦州操办排场的葬礼,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北大营驻军中,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当晚,听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后,张学良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冲突,没有料到日军野心那么大。后来他追悔莫及,说早知如此,当时肯定要抵抗一下。但历史无法假设,今日再看“九一八”,只能叹息,丢了东北的张学良,“崽卖爷田不心疼”。

  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后,毅然易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东北,华北,仍然是他的私人地盘。即使丢掉了东北,他还有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有人有枪,还愁没有资本?

  在张学良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么耐人寻味的一段,当时日军要进攻锦州,张学良还是不想抵抗,南京国民政府急眼了,二把手汪精卫跑到北平,让张学良抵抗,回忆中写道:

  “(汪精卫)他到北平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给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来和我商量,就是咱俩可以谈。你说不打不能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这下子把汪精卫得罪了。他说,‘我来一趟和你说这事’,我说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从不做这个,而且还是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说我既然来了这一趟你给我这么个大钉子,他回去辞职就为这事了……”

  没有国家意识,只知保存个人实力,谁给甜头,就跟谁干,管他是蒋先生还是日本人,只要有利可图,哪管国家民族?这也是14年抗战期间汉奸多如牛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九一八”之后,东北汉奸遍地: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战败被俘投日……那个在“九一八”当夜奉命发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命令的荣臻参谋长,后来也沦为了汉奸,且多处担任伪职,先在华北,后来加入汪伪政权,在日寇投降前,他做到了伪河北省省长。

  相比之下,当年日本人对中国、中国人、中国人性又是何等透彻的了解!“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放在“九一八”孱弱精神灰暗色的背景下,后人重温当年东北抗联14年的绝地死战,怎不热泪盈眶!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正规军奉命不抵抗,但各种形式的武装抗战,风起云涌。不肯投降也不肯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将士,热血青年,爱国乡绅,甚至啸聚山林的土匪,都打起义勇军大旗,一度严重打击了日军。但缺乏组织,各自为战,且外无援军、内无装备,先后陷入失败。另一支武装,由弱到强,即使艰苦卓绝,始终一直在坚持战斗。这就是中国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最盛时,从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发展为11个军3万多人。据统计,东北抗联对日作战达10余万次,有力地牵制了关东军,动摇了侵华日军的大后方。

  日军恨之入骨,调集大部队疯狂“讨伐”,并用残酷的“集团部落”模式,来封锁和孤立抗联。1939年到1940年,是东北抗联极端困苦时期,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又失去联系,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牺牲……今人很难想象,当年在东北,在自己的土地上,东北抗联却陷入了无处藏身的绝境,这是何等的绝望?

  即使身处绝境,他们也没放弃反抗。东北抗联主要将领杨靖宇牺牲前,已经断粮五天,孤身一人与敌伪周旋,身患重感冒,双脚严重冻伤,右臂受伤……他陷入日寇和汉奸的重重包围,面对诱降,他的回答是枪声。日本人在《满洲国治安小史》一书中,描述了杨靖宇的最后时刻:当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指挥日军和伪满警察向杨靖宇将军靠近时,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试图劝降,杨靖宇凛然回答:“不必多说,开枪吧。”他手持双枪还击,枪声响了将近半个小时。书上写道:“西谷一声令下‘打死他’,随着机枪射手勾动了扳机,杨倒下了。”

  杨靖宇殉国后,日本侵略者无法理解:他凭什么支撑了五天五夜?他们残忍地剖开了杨靖宇的胸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日寇震惊,连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也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强敌当前,有人匍匐跪拜,有人闻风而逃,但有人不屈抗争,要死,也要站着死,用自己的生命与血性,来洗刷同胞的耻辱,来证明中国,还有希望。

  杨靖宇之牺牲,源于汉奸出卖。他在最后时刻,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曾劝他投降,他沉默了一会儿,对这人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学者金一南在《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一文中写道:“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需要警醒的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落后的精神,比落后的物质,更能导致挨打。

  张学良未曾没有过热血时刻,1929年中东路事件,他与苏联开战,信心满满,却遭遇惨败。此役的挫败感,对他影响严重,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从自大到自卑,未战而先怯敌。

  近代以来,自大与自卑的两种极端心态,一直困扰着中国人。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忍让退缩,希冀对手见好就收、良心发现。“九一八”之后,很多人的心态是: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因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50年。中国的步步退缩、忍痛割让,能换来对手的满足与悲悯吗?绝无可能,反而让对手因为看透了中国的孱弱,有了敢于一再冒险的信心,更习惯以极小的成本,获取极大的收益:甲午战争,日本人利用天价赔款,迅速拉大了与中国的距离;“九一八”,日本人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得了全面侵华的基地……假如没有“九一八”的轻易得手,没有日寇因此产生的对中国的轻蔑,还会有全面侵华的野心和妄想吗?

  中国最后胜利了,虽然是惨胜,也是伟大胜利。作恶者终有恶报,这不是因果轮回,而是作恶者逼出了被压迫者的血性,中国人的精神,不再孱弱,“九一八”之后14年抗战中,中华民族的精神逐渐强健,虽然这种民族精神的成长,代价太过沉重,但成长,毕竟是成长。

  国耻令人锥心泣血,但不能仅仅停留在痛苦悲愤层面,而是要让国人记住,一个精神孱弱的民族,是落后的,只能挨打,只能被羞辱,在敌人刺刀下直挺挺躺着,沦为刀俎下的鱼肉。(关山远)